意思是對古代的儒、禪、律、教諸前人之行誼，自嘆不如而無法將自己歸為這一類的古德賢者；但是對當時明代的儒、禪、律、教又感到不屑而無法認同。因此，自稱為「八不道人」。

我們由此可以看到，大師既是佛門中的一個「憤青」，也是一個自我要求極嚴的完美主義者。面對著現實與理想的差異，大師的前半生，致力於破除當時最盛行的狐禪、狂禪流弊、端正唐代以來的正統禪宗法眼，所謂「末世禪和，不為生死大事，裝模作樣，詐現威儀，不真實學禪、教、律，徒記兩則公案，辨幾句明相，受三衣衣缽，以為佛法盡此矣。」都是大師對當時學禪行人的嚴厲喝斥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師對禪宗的批評並非來自宗派不同所生出的對立或誤解。恰恰相反，參禪曾是大師年輕時最主要的修行法門；而且，在他二十五歲時，於徑山閉關時就有過開悟的體驗。

然而，禪宗的流弊在晚明時期已經很嚴重，大師開始有了弘揚戒律的想法，力圖匡正這種變質的風氣，如大師所言「盡諳宗門近時流弊，乃決意宏律」。同時，在〈寄剃度雪嶺師〉一文中大師也提到：「毗尼法，三學初基，出世根本，僧寶所由得名，正法賴以住世。而罕有師承，多諸偽謬，遂令正法墜地，僧倫斷絕，一可痛也。」似此戒體的不清淨、傳戒的不如法，都讓大師感到痛心。唯獨造化弄人，大師力促的「五比丘共住」以傳承淨戒的志願，最終仍舊沒能達成，成為大師一生中最大的遺憾。

本書的第一章對明代佛教的時代背景作了概括性的描述。由於明代正處於東西方文化開始交會之際，而傳統中華思想各個支脈發展至此也逐漸錯綜複雜，人們對於種種思想的矛盾開始有了統合的需要，各種固有宗教與支派在明朝出現了融合的趨勢，融和佛道儒三家的「理學」順理成章的成為當時儒生的「新學」。在這個背景下，當時的「憤青」大師仗著滿腔的熱血也寫下了反對佛教的文字，這個過程在本書的第二章有詳細的記載。

大師閱讀《竹窗隨筆》後，雖知道自己為「邪師所誤」，但就種種思想上的矛盾，僅能延續著前人蓮池大師的主張──以「三教同源」調伏這幾個主流思想彼此的差異。本書的第三到第五章清楚描述大師一生的修行和弘化過程。此外，對於匡正佛教的流弊，大師除了深入經藏、梳理辯證佛陀的本懷外，也撰寫大量的文字流傳於後世，算是對當時的大乘佛教作了去蕪存菁的整理。因此，佛教在十三世紀從印度滅亡後，以大乘佛教傳入中國並得以延續，時至今日若尚能不脫離當時的本旨，大師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

因此，循著蕅益大師的文字，對於目前琳瑯滿目的佛法，當可在其中找尋正知見，並避免為「邪師所惑」。弘一大師曾說：